佛智弘儒，国学大家齐聚一堂

11月6日上午，由中国文化书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承担的“东方经典”大型文献整理工程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苏叔阳、王小甫，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王春立，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刘传铭，浙江天台山慈恩寺住持智渡法师，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张耀南，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张自文，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康明、副秘书长王维明，中国文化书院苑天舒、江力、高斌、刘若邻，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潘少平、副总编辑彭明哲，国学与禅基金会副会长、人民东方文献整理中心董事长鲁彼德等有关专家领导出席了本次启动仪式。

“盛世修典”为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不仅延绵不绝，且能踵事增华。由细流，而大河，而汪洋，一朝胜似一朝，一代强过一代。

宋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四大典系，万卷而已；明有《永乐大典》，一典而三万卷；清有《四库全书》，近八万卷。越来越宽，越来越广，越来越大。以盛世而能修典，以修典而彰盛世，两全其美，相得益彰。

修典之目的，不在“复古”，而在“返本”；不在“守旧”，而在“开新”。《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荀子·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返本”之目的，只在“不忘其初”，只在返回“天地”、“先祖”、“君师”之三本，然后重新出发，开创新局。不返回“天地”之本，我们开不出“生”之新局；不返回“先祖”之本，我们开不出“类”之新局；不返回“君师”之本，我们开不出“治”之新局。“典”之所载，就是这个“天地”、“先祖”与“君师”；“典”之所指，就是这个“不忘其初”。

（国学大师王守常与慈恩寺住持智渡法师）

（国学大师李学勤与慈恩寺住持智渡法师）

1949年以降，六十余年之奋斗，中华子孙又将迈进另一个“盛世”。“修典”亦在不断推进之中：如《中华道藏》49册，六千万字；标点本《新编大藏经》300册，三亿字；《传世藏书》123册，三亿字；《中华大典》八亿字，工程尚在进行中。东方出版社编纂之《东方经典》, 可谓文献集大成之作，凡300册，四亿字。“东方”二字，源出社名；“经典”者，则谓所收著作皆为各学科典范之作。

（国学大师楼宇烈与慈恩寺住持智渡法师）

从启动仪式上我们了解到，“东方经典”的整理工作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曰规模大。《东方经典》是大型典籍整理项目，以中国经典为主，收录最能代表东方文化之一流典籍，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上起先秦，下讫清末民初，收书2000余种，全部字数逾四亿，为1949年以来一项最大的、开放性典籍整理工程。

二曰层次高。项目学术委员会集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重镇之著名专家学者数十位，涵盖文、史、哲、农、医及其他相关学科。

三曰重新整理。《东方经典》之最大特点是“重新整理”，以便利用。与直接影印相比，简体横排，新式标点的整理方式，费时费力，又最易引人诟病。之所以坚持为之，原因有二：

一是想读者之所想。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些出版社曾实施大型古籍影印出版工程，意义很大，对中华文化之传承和发展，贡献良多。近些年，又有多家出版社推出各种影印版，甚至线装版。影印虽好，线装虽美，但售价动辄数十万，结果却是束之高阁，成了少数人附庸风雅之摆设。且不说普通读者难得一见，即便是相关学者，也多因经济、地域等各种限制，不便使用。这在实际上限制了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的流布。

二是急文化之所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今天，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所占权重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语）在今天，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仅仅依靠少数精英远远不够，还要依靠全民文化素质之提升。简体横排、新式标点、精校精勘之整理本，符合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为有意愿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普通读者提供了门径，更有利于中西文化、中外文化之交流。

四曰善本再造。《东方经典》之特点可概括为“买得起，读得懂，藏得下”。买得起，指价格低廉；读得懂，指整理方式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藏得下，指整理成果经得住检验，可作为家庭藏书，传之子孙。有此三条“底线”，就可将《东方经典》项目打造成新时代之善本再造工程。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国自古有书香传家之传统，使中华民族长期居于人类文明之“高地”，成为世界各民族向往的“礼仪之邦”。然现今中国人之阅读量和家庭藏书量，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作为1949年以来最大典籍整理工程，《东方经典》之意义在于，项目整理成果面向大众，便于使用，将为普通读者阅读经典提供最优选择，必然会对当今中国之阅读习惯和阅读内容产生有益影响；并通过阅读经典，启迪智慧，传承家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精神面貌。